近日，聯合國旅游組織揭曉2025年“最佳旅游鄉村”名單，浙江省荻港村、江蘇省東羅村、貴州省黃崗村和四川省基卡依村入選。至此，我國“最佳旅游鄉村”達19個。
“最佳旅游鄉村”不僅是一項授予鄉村的國際性榮譽，更是系統評估鄉村發展質量的全球性框架與價值導向，為我們理解與踐行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國際視野與實踐細則。評選標準中強調的自然和文化資源保護、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旅游價值鏈整合、旅游治理和創新性發展等核心維度，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多項目標深度契合，比如“保護和捍衛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制定和執行推廣可持續旅游的政策，以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地方文化和產品”“保護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和野生動植物”等方面。在我國快速城市化，國內旅游市場大規模發展，入境旅游市場不斷繁榮的今天，我們不得不再次深入思考鄉村和鄉村旅游的重要意義，以及如何才能通過鄉村旅游實現鄉村的高質量發展，同時更好地促進城鄉融合，實現整個國家的高質量發展。
從本質上來理解，我國的高質量發展和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一致的。當我們將“最佳旅游鄉村”評選這一全球議程置于中國特定的國家戰略背景下審視可以發現，中國先后入選的19個鄉村，其成功實踐正是將全球可持續發展理念與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及旅游高質量發展目標進行創造性融合的典范。它們共同描繪了一幅以鄉村旅游為驅動，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壯美圖景，是我國鄉村旅游發展邁向國際化的標志性成果。
這些“最佳旅游鄉村”，鮮明地體現出我國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踐行。它們通過對原有受損生態系統的修復和對當地特色景觀的可持續利用，將優質生態資源轉化為旅游價值，這既是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響應，也是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旅游高質量發展原則的堅定貫徹，比如浙江余村關停礦山，重視生態恢復；廣西大寨村盡力維護龍脊梯田生態系統等。
在鄉村遺產的活態傳承與創新轉化方面，這些鄉村展現出卓越的智慧。無論是安徽西遞村對徽州古建筑群與地域文化的整體性保護與生活化呈現，浙江溪頭村對龍泉青瓷窯火的活態傳承，還是貴州黃崗村稻魚鴨復合種養生態智慧的千年延續，都超越了靜態和封閉式的文化保護模式，讓深藏于鄉土的文化記憶和傳統農耕智慧在旅游場景中被賦予當代價值，有力助推了保護世界文化、自然和農業文化遺產的目標，也生動詮釋了中國鄉村振興的內涵與旅游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同時，“最佳旅游鄉村”評選還構建了以社區為主體的利益共享與治理機制。《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制定和執行推廣可持續旅游的政策，以創造就業機會”，云南阿者科村的“梯田入股、旅游分紅”模式，四川基卡依村的女性大規模參與旅游等做法，均是其生動體現。村民不僅是文化的傳承者和守護者，也能參與旅游決策和經營，獲得相應收益。這種內源性的發展模式，為中國鄉村振興提供了優秀案例，也讓中國式的鄉村發展作為世界減貧案例和性別平等范例走上國際舞臺，體現了旅游高質量發展中以人為本的原則。
然而，站在全球視野回望中國鄉村旅游的發展進程，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鄉村旅游在整體發展上還有較大提升空間，還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問題。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是落后的，是以小農生產為主的，是生產效率低下的，是需要改造的。因此，有的鄉村在發展旅游過程中，將“去農化”作為主要目標。拆舊建新，將農田改造為旅游設施，將城市綠化植物移植到鄉村，將農民隔離到核心旅游區之外等，都是這種“去農化”的表現。這些鄉村旅游中常見的問題，其實源于對鄉村價值和意義，尤其是對生活在鄉村中的人的價值和意義的認識不清。高質量的鄉村旅游，應建立在正確、綜合認識鄉村經濟、生態、文化和社會價值的基礎之上，尤其要重視鄉村居民的核心作用。正是他們延續至今、融于日常的多樣化生產和敬天尊地的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組織與精神，共同構成了鄉村資源保護與生態維持的根本。
認識問題帶來的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鄉村旅游同質化。當鄉村中大量出現雷同的民宿集群、民俗表演、紀念品，獨特的鄉土文化基因與原本寧靜的鄉村生活節奏很可能被商業化所取代。這不僅背離了聯合國保護鄉土自然文化資源和鄉村傳統智慧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初衷，也偏離了中國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特色化、差異化路徑以及鄉村振興的本質要求。二是鄉村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大體量鄉村旅游設施的建設和潮水般涌入鄉村的游客，是對鄉村生態環境的巨大挑戰。如何在發展鄉村旅游多樣化業態與守住生態紅線、用地紅線間獲得平衡，是鄉村旅游發展的瓶頸性難題。這需要管理者和經營者突破短期利益，從鄉村振興的大目標和長遠計劃綜合考慮，深入理解鄉村旅游發展內涵，結合智慧化管理，實現精細化評估。三是鄉村旅游人才不足。鄉村旅游的升級發展，需要懂鄉村、懂農業、懂旅游、懂運營的復合型人才，同時也需要懂技術、懂智能的高水平人才。目前以中老年為主要人口構成的鄉村，亟須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吸引年輕人返鄉創業，為鄉村旅游持續高質量發展夯實人才根基。四是鄉村旅游利益分配矛盾。鄉村居民的主體作用固然不可替代，但從高質量發展角度看，仍需政府、企業、社區等多方利益相關者協同努力。部分旅游產品的開發與運營，也需引入適當的外來資本。然而，當前外來資本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利益矛盾仍較普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鄉村旅游產業發展質量，亟待學術界與業界共同探索有效的共贏路徑。
“最佳旅游鄉村”評選，清晰地折射出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它絕非簡單的游客數量增長、旅游收入增加或旅游設施改善，也不是將鄉村轉化為景區或城市的簡單邏輯，而是一種能夠充分尊重鄉村價值，看到鄉村居民，兼顧鄉村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綜合發展的模式。鄉村旅游的高質量發展在于正確理解鄉村的價值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正確理解農業生產和鄉土智慧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最佳旅游鄉村”評選的標準。中國的實踐表明，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全球共識，創造性地融入中國鄉村振興與旅游高質量發展，就能使鄉村旅游真正超越單一的經濟功能，避免陷入缺乏文化深度的舞臺化農耕展演，滑向僅追求游客舒適、追逐網紅符號乃至資本驅動下的破壞性開發。唯有如此，鄉村旅游才能切實成為推動我國鄉村全面振興、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載體，為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鄉村旅游目的地提供持續動力，并在全球舞臺上生動講好中國鄉村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