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地托管”的發展歷程
伴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勞動力被不可逆的趨勢離開鄉村，進入更高回報率的城鎮建設中。因此我國農業生產，伴隨著勞動力不可逆向城鎮轉移，必然要有所調整。
因為糧食安全是任何國家必然關注的重大課題，只有吃飽了肚子人們才有幸福可言，國家才能發展的長治久安。
2008年10月《陜西日報》刊發了《長安4000農戶實行土地托管》一文，這是最早的關于土地托管的新聞宣傳。2010年夏，陜西省社科聯在長安區馬王鎮召開了《長安土地托管研討會》，將長安土地托管列入2011年陜西省重大社科研究選題。
2013年6月，當時農業部的韓長賦部長在《關于推廣長安土地托管的建議》上批示：“‘土地托管’確是一種好的形式，在‘七個不變’前提下，實現了‘七個提高’和‘四個降低’，又解決了規模經營和農民外出務工的種田問題，值得總結推廣。”
同年1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公開發表在關于“誰來種地”話題時他說：“為了解決部分農民家庭因各種原因無人種地問題，不少地方農村采取了土地托管、代種代耕、以及‘土地銀行’等措施，保證了地有人種，這些辦法都值得推廣。”
2014年開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中，首次將“土地托管”寫入中央文件，并在之后連續四年寫進中央一號文件，得到了國家的重視和推廣。
中國糧食“安全”、“可控”與土地托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可耕作土地經過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出現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家庭農場、外來大戶承包農業生產與合作社相協同的農業生產模式。
然而，隨著城鎮化邁進帶動著越來越多的鄉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我們實際參與到農業生產中農人的數量不僅越少，同時年齡也在越來越大。
如上圖我們通過國家統計局關于農作物種植面積與食物消費測算得出結論，我國的糧食自給率正從2000年的90%以上到2020年的不到65%快速下降。
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階段。規模化種植是保障糧食安全可控的基礎。因此我國既要存在市場化、商業化的經營主體，更要構建一個“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政治化主體，形成農業生產雙主體相結合的中國模式。
而“土地托管”始于一線“村集體”的黨支部，由關心農業生產的干部牽頭并得到村鎮農人的認同，從2008年托管1.6萬畝糧田起，到2011年托管10萬畝，讓每畝糧食產量提升100公斤左右，農人每畝多收益300元左右。
隨著這些年國家政策的不斷推出，越來越多的地區政府推進土地托管相關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結果。經過多方資料的查詢和相關的分析研究，我們認為“安徽模式”將是未來我國農業發展和土地托管發展的方向。
安徽省農業生產“大托管”示范成果顯著
2022年5月，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關于農業生產“大托管”示范推廣，展開了具體的工作實施方案。
通過明確農業生產“大托管”的“一引領、兩委托、三跟進”：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接受農戶委托直接提供全程托管服務，或再委托給托管主體、各類服務組織跟進實施專業服務。
并通過金融機構跟進開展金融支持，保證各方跟進建立對應的利益聯結機制，并有效跟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
同時要求地方政府加強資源整合與政策創新，并搭建縣級“大托管”信息服務平臺，成立鄉鎮“大托管”服務中心，并在創新金融服務的同時，加強縣級單位的制度建設與質量監管。
截止2022年12月份，整個安徽省推廣示范的21個示范縣托管了485萬畝耕地，共計節本約1.8億元、增產約1.82億斤、增加效益2.5億元，畝均節本約93元、增產約94斤，畝均節本增效約223元。
參與“大托管”改革農戶27萬戶，戶均增收900元左右。實施“大托管”的1100個村集體收入1.6億元，村均收入14.5萬元。
土地托管要從“數據資產”中見效益
最后我們要強調，哪怕是糧食安全這樣重大的課題，必須要保障農業生產的經營主體“不虧錢”！
為了防止糧食規模化種植中系統性虧損的風險，是一定要將“金融工具”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深入融合到農業生產本身中的，這其中涉及到重大的改革空間。
這里邊對于農業數字化技術的要求，不是簡單的“賦能”農業、農人做到降本增效、優質優價就能夠完成的。
而是基于”數據、交易、資源、任務”系統搭建全新的價值網絡，形成面向農業產業鏈中所涉及的各環節的組織與個人“科技+金融”的產業互聯中臺。
也就是說，我們要在已經成熟的數字化農業技術的成果之上，將其獲取到的“數據”形成“資產化”創新，通過與金融的有效結合：即保障農業生產的增長增收，又防患于未然的保障農業生產全產業鏈從業者“不虧錢”。
